流畅设计体系
虽然我国彻底实现审判独立宪法原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如果能彻底解决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便是当代我国对审判独立规律的最大贡献。
而一旦将西方理论放在这样的全球历史体系的巨大场景中，那么就很容易揭开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纱，西方理论就不再具有神圣性和普遍性的面纱，而变成对西方历史经验进行解释的某一种理论假说而已。这个学术场域努力保持对非学术场域的独立性、反思性甚至批判性，这就构成了邓正来所强调的学术自主性，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建构起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三、吉尔兹：启迪与超越 正是以阅读杜赞奇的著作作为切入口，我一面阅读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一面阅读不断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看经典著作中的宏大理论是如何被用来研究中国历史经验，从而让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然而，在学术场域中，尤其是在1990年代蓬勃兴起的以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家关注的并非东西文化问题，马凯硕的著作显然不可能成为大家需要阅读、思考、援引乃至回应的理论文献。从晚清以来，中西文明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学人思考的核心所在，恰恰证明了中国人传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提出问题所凭借的理论资源与西方思想具有世纪差异，依然关注的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和19世纪的西方思想，那么在1990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新一代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归来，中国学术界所采用的理论资源差不多能够与西方保持一致。在读社会学著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学与法理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是简单地访谈和观察，而是与当事人经历了完整的故事。这种对话不仅包括理论对现实的反映和经验生活的总结，也包括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对社会生活的塑造和物质世界的改造。人权法学科的独特性在于如何处理各类流变不息的人权为法律所规定并实现，因为人权只能从人的具体生存状况来加以理解，并非固定存在一个闭环的人权体系。
【摘要】中国人权法学三大体系一体化的逻辑是，以学科体系为统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依次推论展开。另外，由于存在国内人权法治与国际人权法治这对矛盾，以人的尊严作为人权法学的基础性话语难以回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宏大命题。国际人权宪章体系和国内实证法体系中的具体人权规定有利于推动司法程序的启动，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司法体制、司法机制都应当把人权的保障及其实现程度作为出发点。模糊化的法律话语会由于指涉不明、概念混淆导致法律尊严和权威受到损害。
事实的逻辑形象就是思想，而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人权观念话语是人权制度话语的意识形态引领，全面指导人权制度话语的建构与言说的各个环节，而人权制度话语是人权观念话语的现实呈现，增强了人权观念话语的信服力。
这种策略当然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仍须看到，取得人权话语权的根本在于拥有一套具有自主性的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因为除了在现实国际人权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策略性不足，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缺陷还在于思想与理论的相对匮乏。这就意味着，为了广泛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人权法学应主动打破内在体系的封闭性，从其他一级学科的学科特点入手，多层次、多角度融入其他学科的结构之中。纵向上，人权包含一阶人权概念、二阶人权概念、三阶人权概念甚至四阶人权概念，高阶人权概念向低阶人权概念的推导是从抽象化到具体化、从模糊化到清晰化、从理念化到生活化的过程。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法学 。
实然性认知是人们利用观察和实验手段获取经验事实的过程。实然人权可以指明当下时空环境中存在的各类人权，并促使这些具体人权为法律所规定，进而推动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的转换。一方面，人权法学学术体系由人权法学学科体系所决定，缺失了对基础性原理的持续思考，使人权法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过程走向封闭与静止状态。实证主义致力于寻找客观性与公理性的知识，因为近代科学观认为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范式应成为鉴定一门学科是否合格的标准。
因此，人权法学的具体学科与其元学科相似，只有依托于既有的法学二级学科建置，才能使人权不断具体化，并在具体的部门法规定中进一步被解释和适用。设置人权法学一般学科的目的是从人权规范与人权法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统一性的构造与原理，即通过概念建构的方式发现存在于人权法规范秩序中的内在结构，将其作为奠基于中国特色人权法治实践的理论命题。
其次，在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工程初步完成时，在此基础上提炼全新的人权法学命题，并将其系统化为学术体系。从法律型人权话语的特点来看，模糊性、精确性与规范性是法律型人权话语的三种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人权体系为各类人权建立了逻辑联系，也就是要求在人权之间形成无矛盾的脉络关联，而人权证成需要进入此种无矛盾的脉络关联结构。因而在具体的规范保障上，需要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通力协作，其中包括国际法与人权保护、宪法与人权保护、行政法与人权保护、刑事司法与人权保护、民法与人权保护、劳动法与人权保护、数字法与人权保护，等等。中国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包含元学科、一般学科、具体学科三类，元学科是从外部视角对人权现象进行经验性描述，一般学科是对元学科所观察到的人权现象的规范性证成，而具体学科则是对一般学科所证立的人权的制度化安排及保障。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使我国的人权法学学术体系能够充分解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从而扬弃既往陈旧的人权法学命题，并承载其解释与说理的首要功能。字义采纳一种按照通常用法的语词意义，与社会一般民众的理解标准相近。但所运用的基本原理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早期人权理论，即早期人权法外部观察范式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
这就需要将新兴人权与既有的人权体系结构进行关联论证。科学技术哲学对于回应当下数字社会带来的文化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大数据技术、数字化管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梳理，才能关照当下人权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因此也可将大数据时代下的人权保障、数字社会中的人权议题、人工智能的人权风险等作为其二级学科的重要组成内容
可以说，邓正来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是在对标布迪厄创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探索》和《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这两份建构学术场域的杂志，致力于建构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自主性品格。由此，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始终包含着双重对话。
更有代表性的是民营书店万圣书园成立。可以说，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宣言，它将多元利益基础上的政治民主看作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而宣布了历史终结。
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对话不仅包括理论、思想、文化观念之间的对话，也包括物质、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之间的对话，更包括理论、思想、观念与物质、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而三年之后再来读研究生，学术活动开始从社会转向了校园，正在建构出一种与社会相对独立的、优雅的生活方式。硕士期间在地方档案馆翻阅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司法档案，而当时的司法档案记载的案件和情况汇报主要集中在刑事和婚姻案件中。在他看来： 对某种样式或风情的期待好像一到实地就消失了。
因此，对待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研究，重要的不是关注某个具体论断，而在于关注他对如何提问的理论回应和问题建构。这些问题看起来的是单纯的知识生产问题，但这种知识生产本身隐含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建构。
正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确立中国学人学术主体性的背景下，对福柯的阅读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学术现象。另一方面，正是在历史化的前提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理论与历史实践经验展开了复杂对话，而这一对话最终变成古今中西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话。
前者往往被看作是学术研究的阐释性功能，后者往往被看作是思想理论的实践功能。而在西方的现代学科体制中，真正研究和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学科主要是由人类学和古典学来承担。
由此，整个学术界的研究风尚从1980年代人文学科关注的思想转向1990年代社会科学关注的学术。这种政治秩序的变化对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们所采用的一套具有抽象化或普遍化特征的理论范式、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等与我们要研究的历史场景中的具体、特殊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所采用的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起源于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对话，它们本身就是对话的一部分，乃是对话的产物。邓正来在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本身就是践行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典范，其独立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有赖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所提供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营造出一种独立于官方学术体制之外的公共空间。
事实上，这种以客观、科学的名义对研究对象所发出的声响的记录正在变成一项有意无意的改写，即仅仅记录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而忽略掉很多研究对象所发出的声响。我们转向阅读斯特劳斯也同样不是将其作为思想史上的人物而简单地研究和介绍他的思想，而是借助他对西方古典秩序的探讨来激发我们对现代秩序的思考，从而在西方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思想资源中探寻如何在中国建构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种真理观的典型就是启蒙理性主义以及由此推动的以进步主义为导向的革命解放活动。总而言之，法律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相伴而行，而中国崛起对于法律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有可能改变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即我们不再从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出发来提出法理学和社会理论的重大问题，而有必要着眼于中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来构思并提出法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
正是通过这种双重历史化，我们才能同时激活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从而让二者展开对话。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创办的《人民司法》这本杂志。